中央蘇區時期，為破解中央蘇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境，中國共產黨人著眼于紅色武裝割據的特點，加強各革命根據地內部互相溝通和貿易的同時，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工作，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對外貿易體制機制，為中央蘇區與白區交換了大量的商品及人力。以稅收等政策為杠桿，調節私商進出口貿易的貨物種類，保證將有限資源用在刀刃上。這些具體措施，使蘇區經濟建設卓有成效，支援了戰爭，鞏固了政權，改善了群眾生活。

 成立對外貿易總局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越是困難時期，黨的引領作用就越發鮮明。臨時中央政府一成立，就組建了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等機構，接著成立了蘇維埃中央國民經濟部和對外貿易總局，專門領導經濟建設。隨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員會和轉運局，打造了300多艘貨船，從水、陸兩路開展對外貿易活動。在此之后無論是農產品輸出，還是工業品輸入都通過貿易局，在其中扮演著中間人的重要角色。

 對外貿易總局的成立以及地方分局和各地采辦處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招商體系。對外貿易局“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谷子”出口，“礦石出口量，每年三百萬擔……每年買進食鹽價值約九百萬元，布每年買進價值約六百萬元”。福建事變后，中央蘇區乘機與之打通關系并恢復貿易，輸出農產品和引進一大批西藥、食鹽等物資。這大大加強了中央蘇區和白區的物資交換，不同程度的緩解了中央蘇區物資短缺的壓力，同時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剿”提供了物資保障。

 發揮招商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先后制定和實行了許多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對白區商人與蘇區貿易實行“減收半稅”的稅收優惠，鼓勵和保護私商參與蘇區進出口貿易，對商人采取保護政策，鼓勵私商開展赤白貿易。1930年3月通過的《商人條例》，對貿易進行嚴格要求，較好的規范了市場。因為蘇區市場的需求以及中共的優惠政策，白區商人在與蘇區的商品交易中賺取了較好的利潤。遍布中央蘇區各地農村的圩場，每逢圩期便人頭攢動，農民拿出農副產品到這里互通有無，或換回日用工業品。如湘贛邊界黨和政府修復和開辟了草林、大隴等紅色圩場，汀州四都區便有四都、樓子壩、溪口、謝坊等4個圩場，每圩貿易額從數百元發展到數千元以上，不僅搞活了經濟，繁榮了市場，而且還鞏固了政權。

 開辟通商道路

 1934年1月通過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指出：保證商業的自由，并鼓勵各種群眾的與私人的商業機關的自動性，去尋找新的商業關系與開辟通商道路。贛南閩西地區，地處山野，道路狹窄不平，河道阻塞難行，給通商帶來極大不便。蘇維埃政府通過修筑道路橋梁，整修河道，確保通商道路暢通。

 便利交通的同時，中央蘇區積極建立與贛州城大商號的秘密商業關系。贛州是贛南經濟貿易的中心，商貿業發達。贛州城有三家大商號，“廣裕興”經營百貨，“廣裕豐”經營南雜貨，而“攀高鋪”名為染布，實為經銷鎢砂。江口外貿分局與聯合支部派地下黨員侯禮湖等人潛入贛州城內，首先做通了“廣裕興”商號老板曾偉仁的工作，雙方達成了互相貿易的協議。接著，又與“攀高鋪”商號建立了聯絡，對方同意與江口外貿分局做鎢砂的生意。不久，江口外貿分局便派人在贛州城內以開店為掩護長住下來，保持與這些商號的聯絡。至此，中央蘇區商業和對外貿易取得大繁榮大發展。

 招引私人資本投資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鎢礦開采及招商工作，準許私人資本承租開采，引進白區私商開采。通過中央政府自主開采和引進私人資本，蘇區鎢礦貿易不斷發展壯大。私營業主在蘇維埃政府感召下，也有出錢出物支援地方文教、交通建設。

 同時，成立公營鐵山垅鎢礦，開辦了“中華鎢砂公司”，由于出產鎢精礦質量極佳且產量大，南昌、九江和廣東等地的商人以及國民黨將領，爭相向中央蘇區秘密采購鎢砂，出口國外，以獲取高額利潤。贛南鎢礦大多經過江口外貿分局售出。通過鎢礦的交易打通對外貿易渠道，換取中央蘇區所需物資。在福建事變后，中央蘇區政府與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恢復商品貿易，與“南天王”陳濟棠私下達成鎢砂交易秘密協定，紅軍因此得以在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線上撕開一個口子。向白區輸出大量鎢砂、紙等物品，換回食鹽、布匹、藥材等。鎢砂的大量出口使中央蘇區獲得了重要的經濟來源，從1931年10月至1934年10月，僅仁風山礦場產值就達到400多萬銀元，換取大量的急需物資，極大支援了中央蘇區革命戰爭。

 聘請白區技術人才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靠的是人才。由于蘇區嚴重缺乏專門技術人才，蘇區政府出臺特殊政策對技術人才進行留用、選聘和調配。一方面是黨組織從白區選派，如中央紅軍兵工廠的3個熟練技師：崔定武、韓日升、郝希英就是黨組織從沈陽奉天兵工廠調來的，這三人后來都成長為兵工廠的廠級領導干部。另一方面，毛澤東責成中央政府頒布了“征求專門技術人才啟事”，以重金聘請白區各類技術人才來蘇區工作。

 蘇區通過發布各類人才招聘、培養和人才優待等法規和文件，壯大蘇區人才隊伍。大批無線電人才，如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人帶著自制的50瓦小功率電臺，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爭取張輝瓚的第18師電臺臺長王諍加入紅軍，組建了紅軍第一支無線電通信隊。文化界人才如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趙品三等一大批文藝精英，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高爾基戲劇學校，培養蘇維埃戲劇人才。同時，廣泛吸納全國各地醫護人才、工礦技術熟練工人，號召他們支持革命前往蘇區工作。 

 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這些具體的政策和舉措是對蘇區商貿經驗的發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發展貿易、解決軍民吃飯問題作為經濟建設的頭等大事，同時積極吸引私人資本，著力拓展對外貿易，創辦合作社，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打出來一系列“組合拳”，獨立自主地領導經濟建設，開創了蘇區經濟建設的生動局面，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蘇區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功實踐。（作者：聶剛 趙小湖 劉光龍）

文章轉載自：黨建網